我與中文電腦的孽緣（轉發）

蓼汀花溆

朱邦復

一九七二年，我已步入卅七歲壯年，隻身旅居巴西的聖保羅市，一事無成，每天捫心自問，此生所為何來？在一個機緣巧合的場合，我無意中考進了一家規模很大，名叫「四月文化」的出版公司，在編輯部做美工完稿的工作。


這間公司是巴西政府在一九六四年“四月革命”成功後所成立的，其目的在於提高巴西人民的知識水準。這裡有當時最新的第二代照相排版設備，全部員工有五千人，每週出版九十多種，定期或不定期的雜誌、報刊及各種書籍等。


有一天，我目睹了一本書的出版過程，令我大吃一驚。由原稿送進工作間，從打字、校對、完稿、印刷到送到市面上銷售，一共只花了十二個小時。以往在台灣我曾經涉獵過出版行業，很瞭解中文書籍的排版困境，通常一本書至少要半年的時間，才能排印完。


當時，這件事給我的衝擊之大，直如醍醐灌頂，如果中文也能只用十二小時，即可將最新的知識，立刻可傳到大眾手中，使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，得免於無知、愚昧，那將是多麼有意義！


我下了不少的功夫，把公司的全部作業澈底瞭解後，才發現中文的瓶頸，完全在於文字的檢索系統上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在學校讀書時，最怕的就是查中文字典，因為十次總有八次不知從何查起，更糟的是筆畫永遠數不對。根本原因就在於中文沒有「序位」的觀念，至少，還沒有人能建立起中文的序位來。


拚音文字由於字母一共只有廿多個，其序位很容易記憶，依照每個字母的前後關係，每一個由字母所組成的文字，都有著絕對的順序。可是中文卻不然，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，而文字自圖形蛻變而來，雖然表意能力較強，但是卻難以歸類。不僅在字典中的順序很難排列，在排版時，每個鉛字的檢索，全靠工人的死記，所以效率低落。


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，其他的作業過程都可以迎刃而解，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課題，但卻是國家民族繁盛壯大的契機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，我發現不乏解決之道，但是必須全力投入，先做些研究工作。好在我孤家寡人，一無牽掛，目下已然如此，如能從事一件有意義的工作，不論成敗，也不枉渡今生。


在巴西，中文參考資料少得可憐，我僅能憑自己所知的文字，一一分析。我認為字母式的打字機鍵盤，幾乎已經成為國際通用的標準，中文文字序列絕不應該標新立異，另行設計不僅違背經濟原則，也將導致未來的溝通及兼容困難。此外，在使用的過程中，數字以及各種符號，其重要性不下於文字，所以也不應隨意佔用。最後，所能提供給中文編排序列的用鍵，僅限於廿六個字母鍵而已。


經過了幾個月的摸索，以一、兩千個字為範圍，找到了一種規則，可以用廿六個字母鍵，予以編碼。雖然中文文字有幾萬個之多，我確信只要繼續努力下去，不難獲得理想的結果。


要從事中文的研究，最好是在國內，雖然我當時還沒有一個完整具體的方案，但是既然已下定決心從事中國文字的工作，就不該眷戀國外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因此，我於一九七三年春回到台灣，開始了漫長的奮鬥歷程。首先，我的計劃受到所有親友的大力反對，他們的理由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。諸如我對工作沒有長性，隨時見異思遷；而且我的專長是「農藝」，畢業於台中農學院，與中文毫無關係；更重要的是，我已逾「而立」之年，怎能捕風捉影，不顧現實！


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反駁，他們完全是對的，可是我也沒有錯。人各有志，我只求上無愧於天，中無愧於列宗列祖，下無愧於自我的良知，至於其他的事，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。比較令我擔心的，倒是當時一般的學者專家對中文前途的看法。在一九六零年代，國內有次規模極大的文化論戰，一派是堅守傳統的所謂「頑固死硬」的冬烘，另一派則是年輕有為，筆鋒舌利的新生代才俊之士。後者強調：要國家富強，民族生存，必須超越前進」，把中國文字、文化徹底拋棄，不僅全面西化，且要由骨子裡開始，超越西方而西化。


當時，也正值大陸上批判中國文字，嫌簡化還不夠徹底，打算把中文羅馬拚音化。兩岸一呼一應，我正值血氣方剛之年，求新求變似乎是一種本能，也曾大聲地搖旗吶喊，認定「亡國沒有文化，抱殘守缺必然亡國」的真理，而主張用拚音文取代象形文。雖然那一陣子辯論形成了一股政治風潮，最後不了了之，但是當時介入的精英份子，卻正是如今國內科技及政經的當權派。


果不其然，我發展中文的理念，正與當權派的「主流思想」背道相馳。不論我到哪裡，與任何人談起，要對中文作一番整理時，所得到的不是冷嘲熱諷，就是刮目相待，視為「神經不正常」。好在我心中早有準備，反對的力量越大，我的意願越是堅定。本來我還想不到這樣簡單的工作有多麼重要，經過大家異口同聲地、「義正詞嚴」地批判，我反而覺醒了，瞭解到自己責任之重大。自是，我更是「義無反顧」，至死不休了。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，如何在生存及責任中，求得一個平衡兼顧的立足點。我嚐試過教書，但因沒有修過教育學分，沒有資格任專職老師，只能代課，拿的鐘點費有限。也試過以寫作維生，結果連肚皮也難以填胞。


後來，我進入華視作電影導播，當時，台北房屋的總經理葉條輝先生正在華視主持「今日房屋」節目，在朋友介紹下，我開始幫他規劃製作。有一天在閑聊時，偶然談起我的理想，他知道後，慨然對我說：『我目前力量有限，如果你能答應我，為我工作五年，我保証全力支持你的計劃。』


對中國文化說來，五年的時間簡直不算什麼。而對我而言，再這樣熬個五年，充其量能活著不死，也難望有任何成績。既然要為中國文字的前途奮鬥，則必須有強大的後盾支援，否則，不可能竟功。現在葉先生能許下這個諾言，他有這份眼光賞識我的志向，為了這一點就值得我為他效勞，更何況先創點事業，有了實力，成功可期。


於是，在1974年我進了台北房屋，工作到76年，不論我如何自制，都實在無法忍受下去。其原因在於公司生意太好，財源滾滾而進，利令智昏，人性的弱點暴露無遺。不久，國泰的勢力入侵，葉條輝大權旁落，理想成空，我只好黯然離去。


不過，這三年的省吃儉用，略有積蓄，可以讓我安心研究。年底我發表了「形意檢字法」，是用52個字母作為檢索鍵，打算用在打字機上。這時，北屋的同事林俊甫兄，介紹了大周建設公司，來支援我的研究。我們聘請了三位中文系的畢業生，其中一位是沈紅蓮，來自台大，當她瞭解到我工作的意義後，毅然也肩起了這個文化上的重任，而且能不計薪酬待遇，不畏失敗及艱辛，一直堅持到如今。


有了得力的助手，工作上大有斬獲，我轉念一想，如果花費了偌大的功夫，僅不過是一種中文的輸入方法而已，其意義何在？國人向有一窩風的毛病，冒險犯難的精神不夠，湊熱鬧的習慣卻極濃，只要一個人成功了，馬上就有千千萬萬個前仆後繼者。我既然決定要為中國文化開創一個康莊大道，就應該有個全面的計劃。


可是人沒有先見之明，無法看到遙遠的未來，那麼，不要說中國文化這樣重大的課題，就以中文輸入而言，我憑什麼能認定自己是站在正確的方向呢？當然，下述的理念並非一蹴即成的，歷經了多次的調整修正，不斷在錯誤與失敗中，終於得到了明確的認知與驗証。可是，在隱隱約約中，每當我有所抉擇時，這個方向感始終強烈地支配著我的良知。彷彿這條道路的藍圖早就存在，我只是被導引著，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著這個方向前進。


好在文字的索引應用是一種實用的科學，科學以實証為前提，以效率為訴求，一種輸入方法的好壞自有公斷。此外，我認為在資訊時代成熟之前，文字只是一種記事的工具，其價值完全以人類學習、應用而定。然而未來人類所需要的，卻是人的智能問題，如究竟人是如何應用文字的？以及文字與人智的因果關係等。


毫無疑義，由時代及地域可以考証出在客觀環境下文字的性質，記事則是「文字工具」所應表達的信息。但文字工具的性質卻很少有人提及，殊不知，人所以能應用文字，就是基於文字之性質符合人的『智力結構』。如果不瞭解文字之性質，雖然能應用文字，卻無法「整理」文字。就有如一位會駕駛汽車的人，其技術再高不過，若不瞭解汽車之結構性質，一旦車子出了問題，就束手無策了。


人類以文字為工具，已有數千年的歷史，包括文字學家在內，都對文字的性質與人智的關係諱莫如深。當文字尚在應用階段時，由於實際的需要，人們根據慣例或某些因素，常對既有文字略加增減。如果這種增減與人智之反應不謀而合，則能得到多數使用者的共鳴，此即所謂的「約定俗成」；反之，必然被大眾唾棄，時日稍久，即煙消雲散。


在這個時代，就面臨著文字應用的轉型問題。我們必須深入的瞭解文字與人智的關係，才能將文字的性質與資訊機器結合起來，以充份發揮應用資訊的功能。

經過一再的鑽研，我認為，文字的性質與人智有關者，有下列六種要素:

1,字碼：

字碼是文字貯存在機器中，符合其特殊結構所制定的一種代號，以便於處理及應用。對中文而言，字碼又代表了輸入的鍵位定義，即輸入碼。因此，中文字碼有必要根據實際的需要，重新釐定之。

字碼最好等長，這樣處理的速度高，程式簡易。在大量的資料處理上，效率至關重要，經常系統速度快一倍，其價值即高一倍，中文字碼設計的良窳，對未來成本關係極大。

字碼與字形須一一對應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，由於從字形可以看出字碼，從字碼也能直接求出字形。似此，則無論是形是碼，實為一體之兩面，如此才能發揮文字的真正效益。

根據這種理論來設計，有了字碼，即有字形，將可以避免未來系統上，有碼無字的窘狀。

2,字序：

拼音文字最大的優點，就是其字母具有直觀的排列順序，舉凡文字的定位以及各種應用文字的資料查尋，都遠較圖形文字便利。一旦圖形文字也建立起相應的字碼，且具符合人的直觀序列後，則比諸拼音文字將毫無遜色之處。

字序是電腦處理資料時，效率高低的關鍵，因為資料在電腦中皆以二進位的形式存在。而二進位是一種數位模式，在處理過程中，依照邏輯的關係，由小而大，或由大而小，有一定的順位及次序。如果字碼本身具有順序，且與人們的觀念相符，則在處理時，得以一次完成。否則，每處理一筆資料，就要作一次序列轉換，則其效率損失將不言可喻。

字序應該由輸入的字母解決，而且最好與英文字母相匹配，是則中文可兼具各種系統之長。是故輸入法最好有字母的觀念。

3,字形：

對視覺之特性而言，字形大小一致，利於直觀認識；形狀工整，垂直向密度大於水平密度者，比較容易辨別；而在單位空間中，形狀之變化則與所代表之信息量成正比。

是故，中文字之信息量及辨認直觀性皆較拼音文字為高。另一方面，字形簡單者，易學易用，但卻減低了文字最重要的信息功能。為了彌補這種損失，字形必須多次重複以表達複雜的信息，拼音文字即建立在這種觀念上。

此外，視覺的辨識能力較強，文字由視覺辨識認知者，其功能遠較聽覺辨識者效率高。圖形文字係視覺認知，而拚音文字，其對文字的認知，須由形轉音，由音得義，不夠直觀。

因此，我們既然能將文字由視覺辨識得到「字碼」，當然可以運用程式技巧，使「字碼」還原為「字形」。利用這個觀念所開發出來的「中文字形產生器」，其空間極小，所能提供的字形變化無限，字數亦無限。同時，用電腦程式所書寫的字形，永遠整齊劃一，平滑美觀。

所以，在設計輸入方法的時候，就應同時把字形輸出的因素考慮清楚。

4,字辨：

人經由視覺辨識，根據字形以取得字碼，同理，利用光學掃瞄系統得到字形後，電腦亦可照著人取字碼的原理，得到字碼。


要達到字辨的目的，當然要考慮到辨識符號的可能性，中文字數太多，要讓電腦程式一一辨認，顯然不是易事。但是，如果根據取碼的法則，只在固定的位置，辨識少數固定的符號，符號愈少，其難度即愈低。

5,字音：
這是拼音文字的唯一的優點，但中文也有約略相同的功能。因有百分之八十的中文來自「形聲」，即在文字中，已有發音的聲符。祗惜未經整理，古音已失，傳到如今，由文字可直接得到正確字音者，不到百分之七十了。


儘管如此，在有限的聲符字碼中加以讀音，對整個系統的設計說來，中文讀音不過一千三百多個而已，所佔的空間不大。但在使用時，卻能根據字碼，得到文字的讀音，其意義則不能說小。尤其是在下一波的系統設計上，語音辨識必然將成為主流，所幸中文有此功能，理應充份發揮、利用之。

6,字義：
文字最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傳達「訊息」。這些訊息就是人對一般事物所認知的「常識」，以及特定的某種「知識」。


前面說過，對拼音文字而言，在辨識了文字以後，還要由形轉音，由音知義。圖形文字則不然，視覺得到形象，立即與經驗中的認知概念相聯，效果快速，印象完整。人類的感知中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視覺效應，當今各國學者的研究已認定，最理想的符號，即為直覺的「視覺訊息」。以各種交通誌號為例，如果使用拚音文字，因長短不一，所佔空間不等，直觀反應不及，故而一律採用圖形。

實際上，中文就是一種視訊，起源於圖形記事，後來為了書寫便利，才將圓弧改為其他較易書寫的形狀。

中文歷經數千年的發展，先聖先賢們殫精竭慮，無不設法將對感官觀察所得用文字記載下來。由於應用的方便，自然而然形成了常識分類，這種分類用某些字符代表，故文字具表意功能。是以，唯有在文字的編號時，將字義也一併考慮，這種編碼才有真正的生命力，當電腦進入智能時代，中文立刻可以發揮其應有的強大的功能。

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上，我們不斷地研究發展，時到今日，我們已經完全完成了第一項的字碼應用，第二項的字序設計，以及第三項的全漢字字庫。至於字辨，預定明年推出市場，字音及字義則已完成了初步的設計，大約五年之內，可以完成中文的「自然語」。

當然，一種技術的發展是一回事，推廣及完善又是另外一檔事，但是只要努力不懈，堅持到底，這些理想都將實現。


今天看來，已經實現的一切，似乎都是理所當然，可是回顧滾滾前塵，再看茫茫的未來，今承中推會索稿，心有所感，特意以這種倒推直敘方式，談談個人的心路歷程。


前述的理念，一直在左右著我的信念。可是，在大周時期，我對電腦卻一無所知，甚至壓根兒沒見過。所以，我僅就打字機的鍵盤，進行了各種研究。


不論如何，我們在1967年完成了「中文輸入研究」一書，但是卻找不到識者。現任台大校長的孫震先生，當時任職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我特別專程拜訪，孫先生便推薦給工業研究院院長方賢齊，而不久我得到方院長的秘書的回信，建議我不要閉門造車」，最好參考一下王安電腦的「三角輸入法」。


這時我才知道自己走對了門路，果然中文輸入與電腦息息相關。所幸我在書店中買到了王安公司的「三角號碼輸入法」一書，經過一再反覆研究，我更肯定了自己的信心，決定進軍電腦市場。


當時台北市的電腦公司還不到廿家，我與沈紅蓮二人，花了一個星期時間，大小無遺地一一走訪，結果沒有一家有興趣。我認為商業界沒有興趣是因為沒有市場，如果從學界入手，可能比較有效。於是，我們又開始到各大學去遊說，其結果更糟，每到一處，便是一場氣氛惡劣的文化論戰。


更令我難過的一次，是某名大學教授所開的一所公司，因為與台視有股份的關係，而我曾在台視任職，莊靈便介紹我去。料不到，該教授一見面，便問我要多少錢，我說作為一個研究者，重要的是成果得到肯定，對社會有所助益，至於金錢則從來沒有考慮過。這位教授說：『朱先生，我們談的是生意，如果你都對自己的產品沒有信心，怎能教我們有信心呢？』


經過無數戰役後，我所得到的結論是：當時學電腦的，都是程度高的留美、留英學生，英文程度好；工作地位高、待遇好；十萬人中才得一位，非一般中國人可以企及。但是卻有一點不大好，就是其中國文字及語言的處理能力稍遜一籌。


當然他們反對在電腦上用中文，也有足夠的理由，認定中文註定要滅亡。所以不僅電腦上不應該發展中文，而且中國人應該覺醒，把中文的包袱一次丟掉，免得未來「亡國滅種」！


大周建設公司也無力繼續支持，所幸沈紅蓮毫不氣餒，她開始以家教維生，決定堅持到底。這樣耗了半年，當時三軍大學校長 蔣緯國將軍，為了跟上資訊時代的需求，委命三大的電腦中心，發展「中文電傳」以利三軍作戰時的指揮通訊，以及軍事情報的傳輸。


電腦中心的主任為曹育東上校，與我有同鄉之誼，聽說我在研究中文輸入，正好他也無計可施，便邀我去三大，「利用」三大的設備作些研究。而且事先聲明，「成功、失敗」不要緊，只要去「研究」即可，但是卻沒有薪酬，沒有名位。


這對我來說，不啻天大的良機，薪金從來沒有夢想過，電腦也一直無緣問津。現在，居然有機會進入三軍大學的電腦中心工作，不要說沒有薪水，連我要付學費都心甘情願。

就這樣，我與沈紅蓮到了三大，生平第一次見識到了心儀已久的電腦。那是王安公司的“2200 T”，一台像是電視般的螢幕放在桌子上，前面則有一個鍵盤，桌下是一個2 MB的可卸式硬碟。


看來一點都不起眼，居然電腦就是這個樣子！在我的印象中，電腦應如電影“2001年”中的“HAL ”一樣，高如牆壁，還有一大堆小燈不斷在閃爍，不知道在「想」些什麼！


我不能示弱，假裝「很懂」，以免曹主任覺得「上了當」。


那部電腦完全用 BASIC操作，于是，我由 BASIC開始自習起，由於我非常瞭解我所需要的是什麼，更有幸的是那部王安電腦，在螢幕的最下一行，有一個小小視窗，可以顯示十個中文字形。


當然，要用王安的三角號碼輸入才能將中文調出來。而我則利用程式逐步追蹤的方法瞭解其叫字方式，一個星期後，就用我的輸入法，取代了三角號碼。


我以一個星期完成了第一個 BASIC程式，令電腦中心的技術人員大吃一驚。然後在全體人員的支援下，一個多月後，我們完成了利用兩台電腦以及向王安公司借來的電傳機，在有線及無線的情況，實現了 蔣將軍所下達的任命：中文長距離的電傳作業? 蔣將軍非常重視我們的成績，並認為「形意」兩字太俗，建議改名為「倉頡輸入法」，以紀念倉頡之造字。


在三大期間，幾乎所有的政府要員，軍中將領都來參觀過中文通訊，可是除了 蔣將軍之外，就沒有一個人能認識到其重要性及對國家民族的長遠意義。 蔣將軍用盡了一切力量，介紹了各種關係人物，但是幾乎等了一年，竟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結果。
蔣將軍最失望的是，三軍大學將成果呈報國防部，我個人也同意免費將全部技術送給國家。最後得到的結果是，國防部下達了一紙公文，內容簡單明瞭，說是三軍大學發展中文電腦通訊成功，三軍各單位「可以」自行參考。


蔣將軍痛心之極，把我叫到辦公室，語重心長地說：
『邦復，很多人都認為我可以隨心所欲，其實你親眼看到，這樣一個好計劃，我甚至於敢說絕對具有歷史價值。但是我就一步都推動不了。』


蔣將軍無比的憤慨，卻又充滿著無奈：『所以，很抱歉，我沒有辦法幫助你，你自求多福吧！』耗了一年，我的收獲不僅是認識到 蔣將軍這樣一位傳奇人物，更不僅是學會了電腦，完成了中文的電傳通訊而已。我可以說，直到今天所有我發展的計劃，幾乎都是在這段期間蘊釀出來的。


首先我完成了「中文字庫」及「中文辨識」的初步構想，其次我認識到「自然語言的」可行性，並開始考慮翻譯機的設計。但是，這些研究都需要經費，我與沈紅蓮一年多沒有收入，生活都面臨困境，遑論發展中文電腦？


我無意中向幾位江湖朋友提起這件事，他們一聽，慨然問道：
『朱大哥，研究中文電腦要多少錢？』
『大概要將近一百萬吧！』


于是他們幾個人一共湊了六十多萬，用來支持我的研究。我便選購了當時最便宜的、售價六十五萬的微電腦 MCZ，回家研究。


當時買電腦的人不多，MCZ 的代理商為宏碁公司，其總經理施振榮先生覺得很奇怪，來看我用微電腦做什麼。我告以發展中文電腦，施先生便邀我去其公司與其技術人員討論。當時宏碁公司尚在民生東路，公司不過卅多人，我見多了「大公司」人士的嘴臉，所以與宏碁談得頗為投機，便於1980年底，簽署了合作協議。


次年，我們推出了舉世第一台「中文微電腦」－天龍一號，在此之前，僅有「中文終端機」，例如通用公司的伏羲系統，王安的2200系統等。終端機與電腦系統之分別在於操作的主權，終端機祇能提供中文字形，不具備中文程式處理能力及操作系統。


「天龍」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說，尚不夠成熟，但卻是真正不折不扣的中文電腦，我們用 64 KB的空間，採「向量造字」的技術，當倉頡碼輸入後，即可產生數萬個字形。此外有中文操作系統，還有中文的「培基語言」，中文應用軟體等。


天龍成功後，宏碁公司如約分期付給我三百五十萬元，我以之成立了零壹科技公司，繼續堅持我的研究。


我發現到一個基本的問題，中文電腦應該給一般中國人使用，可是當時一般人根本還沒有用電腦的觀念。真正的電腦用戶，是一些大外資廠商，政府機構等。對這些用戶而言，中文並不重要，至少，他們沒有想到有用中文的可能性。


如果要推廣中文電腦，第一點是要使價格降低，否則仍然是個畫餅。天龍賣得太貴，我便找到全亞公司的 PA 800 型電腦，將之裝上中文，售價為天龍的十分之一。儘管如此，仍要台幣七萬多元。我再把自己的利益放棄掉，成本依然太高。


我覺得中文電腦價格不降低，就沒有可能普及，中文的前途仍然汲汲可危。這時我們看好「蘋果機」，開發了專門使用在蘋果機上的「漢卡」，為了表示我對中文電腦推廣的決心，為了降低售價，我決定放棄我的中文輸入專利。


後來漢卡的權利我也放棄掉，授權給五家小公司大量生產，售價由開始的一萬餘元，降到最後的一千五百元。正好蘋果機被抄，母機版賣到一片六千元。也就是說，大約一萬元左右，就可以買一台中文電腦。照這種情勢下去，一定可以被市場所接受。


中文電腦的曙光在望，我又開始了另一階段的努力。字庫的質量改進了，字形字體可變，字辨的觀念成熟了，正待動手，語音語意也有了定案，我預計的文字六大功能都可實現，祇是限於財力及人手，讓我難以施展。


我既然有這麼多的計劃待做，為何不把大家結合起來，有人力、有財力，豈非事半力倍？於是，我首先邀請了當時國內最大的電腦廠商負責人，如同大同的林葉增，宏碁的施振榮，神通的侯清雄，王安的林榕生。此外，還有東元，聲寶，凌群等。我願意把全部技術公開，並折價新台幣一千萬元，將零壹公司股份賣出，以便我能全心全力為中文電腦服務。


這樣的會議共開了兩次，在場的場商都沒有異議，樂見其成。但是結果都因為某些人的私心，而功敗垂成。可是我仍然不死心，堅定認為有志者事竟成，到了1982年又在資策會一次討論內碼的會議上，舊事重提。當時我已經有了可以容納五萬多字的中文系統計劃，而國科會卻提出一萬三千字的標準，我為了中文電腦的長遠前途，大力反對。


時資策會的執行長為果芸將軍，副執行長為黃維德先生，我提出願將全部技術捐給國家，兩位表示只要技術上可行，資策會願意玉成此事。于是，各位廠商共同推舉了王、宏碁、神通三家公司，各派乙員高級工程師，到零壹公司審查我技術的可行性。


宏碁公司派的是施崇堂，神通派的是劉大衛，王安公司所派的工程師我記不得是誰了。他們審查的結果，認為可行，于是，果芸及黃維德兩位，保証我只需要辦一些必要的手續，原則上已經確定，希望我能早日動手。


當時正值歲末，多年夢想即將實現，我心中有著說不出的欣慰，我著令零壹公司停止營業，全力準備作技術轉移的工作。


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，過了年，資策會沒有消息，到了1983年三月，我打電話詢問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資策會的負責人。


究竟怎麼回事呢？我到處打聽，一位居中央要員的世叔告訴我，說有人打小報告，說我是「共產黨」。因此，有關我的一切計劃，全部擱置！


我們湖北老前輩中，有位名叫屈原的傻瓜，投了汨羅江，最後不過換得粽子流傳千古。我願意為中國文化獻身，但是總不能在中文的六大功能實現之前，就進了淡水河吧！此處不容人，自有容人處，因之，我立刻買了飛機票，逃離了台灣。


我在美國工作了近五年，先後發展了「中文之星」系統，「東方書籍排版系統」，並完成了中文自然語的基本概念分析。1988年，應深圳科技工業園之邀，返回大陸工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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