斯大林是漢語拼音之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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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同斯大林談話，斯大林提出漢字太難認，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，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。
（《胡喬木談中共黨史 修訂本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5，P368-369。）

周有光：根據斯大林指示，毛澤東回來倡導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。
當時有人主張用民族形式的文字，反對用拉丁字母，我們聽到內部非正式的傳達，說毛澤東到蘇聯去看斯大林，曾經問斯大林：中國的文字改革怎麼辦？斯大林說，你們是一個大國，應當有自己的文字。那麼根據斯大林這個指示，毛澤東回來就倡導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。
（《逝年如水 周有光百年口述》，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5，P271-271。）

郭沫若、宋慶齡與斯大林的一次談話
1953年1月13日
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，我和宋慶齡先生進[晋]見了斯大林同志。會見的時間是從下午十時開始到十一時五十分左右結束。這次談話是由費德林同志擔任翻譯的。
宋慶齡先生首先給斯大林同志送了禮物——一件精緻的象牙雕刻品。斯大林同志說了「謝謝」。然後即坐下來開始談話。斯大林同志是一邊用藍色鉛筆在紙上畫畫、寫字，一邊談話的。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很好，態度很安詳，談話的聲音很平靜。以下是談話的大概情形。
斯大林（問宋慶齡）：中國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，你覺得怎樣？
宋慶齡：是的，由於革命的勝利，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感謝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幫助。
斯大林：我所期待的不是這樣的回答。
中國人是好人，很朴素，很勤勉。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人弄成壞人，但是他們來不及做到這樣。
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緊的。敵人可以把一個民族的人變成壞人，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變質。
中國的農民的情形怎樣？他們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善？
宋慶齡：是的，農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改善；最近又有了速成識字法，他們正在普遍地學習文化。
斯大林：中國的婦女們的情形怎樣？她們是不是已經和男子一樣地參加工作（勞動）了？
宋慶齡：是的，中國的婦女已經得到了解放，她們中間的許多人已經和男子一樣參加工作。
斯大林：婦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強的。在蘇聯，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做工作。應該把中國婦女從廚房裡，從家庭中解放出來。
中國知識分子的情形怎樣？是不是還有人不滿意現狀？
宋慶齡：中國知識分子不滿意現狀的已經很少了。
斯大林：在中國，小學教育是不是已經普及了？
（宋慶齡看郭沫若）
郭沫若：普及小學教育還談不上，但是學制已經改為五年一貫制了。在實行義務的小學教育方面困難還很多，經費有困難，師資的數量不夠，質量也不高。
斯大林：師資不夠，可以多辦些師範學校。水準不要過高。
郭沫若：是的，我們正在這樣做，我們正在更多地舉辦各級的師範學校。現在中國的青年中有一種傾向，就是不大想學師範。
斯大林：是不是他們都想當哲學家？
郭沫若：不完全是這樣。多數人覺得經濟建設重要，都想學工葉[业]。
斯大林：那很好。但是你們還應當鼓動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學師範，在物質上寄[给]予他們幫助。
郭沫若：是的，我們正在這樣做。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免費的。一般說來，培養建設幹部，是我們文教工作的中心任務，我們在用大力來進行。
斯大林：你們的大學是不是增加了？
郭沫若：我們的大學的制度有了很大改變，學習了蘇聯的經驗，廢除了英美式的大學制度，實行了院系調整。結果，綜合大學的數目減少了，但是專門的學院增加了，同時大學學生的人數有了很大增加。
斯大林：漢字學習起來是不是有困難？你們採取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困難？
郭沫若：是，是有困難。解決這個困難的方針已經確定了，這就是逐步地採取拼音的辦法來改革中國的文字。
斯大林：我們蘇聯的兒童，只要學習三個禮拜，學會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，就能夠看書；你們的情形怎樣？
郭沫若：我們不行。往往學了三年還不能夠看書呢。漢字學起來的確是有困難的。
斯大林：蘇聯的少數民族原來有的也有自己的文字。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，那是很不方便的；有的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。我們曾想推行拉丁化，但是不受歡迎。後來，使用俄文字母，差不多費了十年的工夫，結果是成功了。現在，各民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。
你們也有許多少數民族，你們的情形怎麼樣？
郭沫若：為少數民族改革文字或創造文字，是我們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們目前還沒有放手做。只是在有些地方進行了試驗工作。例如，我們為西康彞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，結果很受歡迎。
斯大林：哦，那很好啊。
郭沫若：不過，漢字要實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難。
斯大林：怎麼樣？是不是你們捨不得丟掉漢字？
郭沫若：捨不得丟掉是一個原因。但是實際上是有很大困難。我們的歷史長遠，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漢字寫的。目前國家的法令文告，一切的書報都是用漢字寫的。立刻廢掉，要引起很大的波動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學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沒有什麼用；除非書報文告都是兩套，有漢字的，也有拉丁字的。
斯大林：那當然很難做得到。中國的語言情形怎樣？
郭沫若：中國的語言很複雜。除了少數民族的語言不說，光是漢族，就有許多種不同的方言，而大的方言系統，可以分為四區。
斯大林：這些方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不是很不相同？
郭沫若：不。漢族的各種方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一致的，所以漢族的語言，是一種語言，但是因為歷史悠久，地區廣大，交通不便，並且也受到外來語言的影響，所以發音的變化很大，以致相互間根本聽不懂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使用漢字是有好處的，因為盡管語言聽不懂，但文字都能看懂，因為漢字是統一的。
斯大林：那只是你們知識分子的情形，農民還不是連文字也看不懂？
郭沫若：最近的情況有些改變了。為了幫助人們學習漢字，最近我們採用了一種速成識字法：用註音字母和拼音的辦法來幫助學習，同時選定了一種常用字——大約是一千五百字到兩千字的光景，給不識字的人來學習。……
斯大林：兩千字足夠了。
郭沫若：此外，還適當使文字筆劃[画]簡單化。我們覺得，這些辦法，確實是掃除文盲的比較方便的道路。現在，在軍人裡面，文盲大體上已經消滅了；工人、農民中間的文盲也將逐步地消滅。
斯大林：好吧。我想問的，就是這些。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？請提出來。
宋慶齡：我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斯大林同志。
郭沫若：我有幾個問題，是不是允許我提出來問斯大林同志？
斯大林：當然可以，請吧。
宋慶齡：時間已經很晚，我們應該告辭了。
斯大林：不要著急嘛，要好幾年才能見一次面。哦，還不只好幾年呢。
宋慶齡：是的，我在一九二七年曾會見過斯大林同志。斯大林同志還記得嗎？
斯大林：怎麼不記得，我們不是在加里寧同志的家裡見面的嗎？你看，我們要二十五年才能見一次面呀。
宋慶齡：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，我始終沒有忘記。那時我問斯大林同志：我回到中國去後應該做些什麼工作？斯大林同志說：你應該做一切你能夠做的工作。
不過，我們很怕斯大林同志會太疲勞了。
斯大林：你要使我疲勞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郭沫若：你的時間是很可寶貴的[“可”字是多余的]。
斯大林：我們這樣談也很有意義啦。不過，你們一定要告別，那也是可以的。那麼，就下次再談吧。
郭沫若：宋慶齡先生決定在明天乘火車離開莫斯科返國；我決定乘飛機回去。
斯大林：哦，走得那麼快嗎？我本來要請你們吃飯的，這樣也來不及了。
費德林同志，要告訴他們給宋慶齡先生掛一節專用的車廂。
談話至此，我們即告辭而去。在將近兩小時的談話中，斯大林同志足足畫了三張半紙頭。

原載2008年第5期《百年潮》，郭沫若口述。
廖蓋隆筆錄，郭沫若校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。
（嘉崎）

蓼汀花溆

斯大林会提出这个想法，我虽然无法证实，不过看来也合情合理。因为斯拉夫文字、西里尔文字都是拼音的方式写成。但维基百科也说，19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人使用类似于威妥玛拼音系统，最早成型于1906年朱文熊的《江苏新字母》。早期民国时代也曾经使用拼音作为报纸文字，但拼音不利于阅读，后再恢复汉字使用。

毛泽东对文字和拼音系统的使用，不可能会去请教斯大林的意见；再者拼音之前也有注音符号和古代的反切系统，很明显是一脉相承的系统，归功于斯大林，想必是政治因素所做的文字宣传使然。

反切系统和注音系统怎样影响拼音系统，这点有许多证据。例如我们常说的“请问各位有何意见和建议”，我们用听的话，很容易分出“意见”和“建议”分别，但拼音系统同样标注为"yi4 jian4"和相反形式的“jian4 yi4”，但事实上我们读了拼音还进行脑补，“意”字是长音，“议”是短音。这也造成我们看见拼音却出不了字。拼音系统复制了古老的反切系统，所以连缺点也承袭下来了。因此我认为拼音系统需要扩充，因为拼音的标记缺乏完整，都是靠人的知识进行补充。

说到底我们读文章还是需要消化和批判的，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都要小心谨慎，不要沦为他们的宣传工具。